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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母亲对生活的艰难和希望美好生活的宣泄
发布于:2017-09-06 12:58    

   

 艰苦的岁月,有母亲的呵护增添了许多温馨的爱护。母亲去逝了,一杯黄土,她选择了永恒的黑暗,是我一生最大的悲痛——­
  
  一九八零年的冬日里,豫北平原一个叫河口村的河滩麦田里,一座不久的坟前,枝杈光秃秃的小柳树在冬日的风中摇曳。一个年轻的军人,摘下军帽,长跪不起,他呼天抢地,嚎啕大哭:“娘啊……您苦哇,儿来晚了”竭斯底里的嚎啕,随风传出老远,如泣如诉,村里的邻居都站在避风的房角前侧耳细听,张望着……­
  
  公元一九六三年的一个冬天,一个少妇抱着刚过百天的儿子,身上背着一只帆布袋子,里面装着从八里湾娘家带回的红薯干,走在回家的路上。伴随着风声,从乡村路边的玉米秆子垛里传来婴儿嘶哑的哭声,哭声带着对对生命的乞求,在饥饿和寒冷中寻求着母爱。少妇低头看着怀里襁褓里熟睡中的儿子,女人天性的善良,使她循着哭声走近,拨开玉米秆看见在玉米秆围起的小屋中,一个像是生下没几天,被遗弃的,又小又瘦,孤零零的婴儿。婴儿脸色铁青,身上的一件小棉袄用布条紧紧包裹着,一个冰凉的奶水瓶子滚在一边。少妇犹豫了一会转过身走了几步,已是泪流满面,重又转过身来,腾出右手抱起地上的婴儿。不是少妇犹豫,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是生活太苦、太苦了。带着儿子在娘家住“一百天”的少妇临来带回背上娘家半袋红薯干——不是娘家吝啬,娘家的生活也是在饥饿线上挣扎着……­
  
  在那年冬天的玉米秆围起的小屋中里,被遗弃的婴儿就是我,那少妇就是母亲。这一切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父亲姓黄,在这个只有六百人的,贫瘠的小村里是个独户,十年前随他的母亲流落到这里,第二年母亲病故。哥哥奶名叫大亮,大名叫黄福生;我的奶名叫路生,大名叫黄禄生。­
  
  一九六九年,公社“食堂”的阴影渐渐散去,生活很快好转,高梁面、红薯干,一锅“黑饭”撑起了我和哥哥营养不良的肚皮,满足了心理上的饥饿。那一年我和哥哥都六岁。父亲还是六年前的那一件蓝棉袄,补了又补。母亲说,那是你父亲娶我时穿的新衣。母亲的红棉袄也是补了又补还穿在身上,缺少营养的脸庞,在艰难岁月的脸庞,呈献水肿。­
  
  一九七零年十月二十日的早上,太阳生起老高,母亲做好早饭,没有叫醒父亲,因父亲夜里在队里给小麦浇水太劳累,母亲想让父亲多睡一会,刚想出门,听见里间屋里噗通一地响,母亲跑进去,发现父亲躺在地上痛苦地抽搐着,猝不及防的母亲、哥哥和我吓得大哭,邻居们听见哭声跑过来帮忙母亲用平板车拉起父亲赶往二十多里外的公社卫生院,医生翻了翻父亲的眼帘说:“人不中了……”经医院诊断,父亲得的是脑溢血。那一年父亲只有三十二岁。­
  
  父亲死了,中年丧夫之痛的母亲,两眼放着散漫的光,满脸弥漫着无奈。一家人的生活重担搁在了母亲肩上,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养活我和哥哥,而当时的一个劳动力只有三毛钱。每天从地里干活回来,母亲拿着那只铁勺守在锅边,看着我和哥哥端着同样的紫黑色的粗瓷大沿碗,穿同样的,邻居施舍的旧衣服,鼓着因缺乏营养的水肚皮。晚上,碗底照见月亮的稀糊糊,大口、大口地喝了一碗又一碗,是那样的香甜。我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瞧着锅里喝净了碗里的稀粥,母亲便拍拍我和哥哥鼓起的肚皮说:“亮儿,大娃,饱了吧……?”直到我和哥哥点头跑出那间破土屋时,母亲才把剩余的稀饭锅底吃个干净。­
  
  寒来暑往,岁月如梭,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母亲在队里劳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谦恭勤俭,精打细算,吃苦耐劳,日子过得寂静而漫长,两个儿子是母亲生活的希望和骄傲。夜里不时有婶婶大娘到家里来和母亲说些什么,神神秘秘地,母亲只是微笑,极少说话,并不丢下手中的活计,或针线,或洗衣,或织布。后来,大约知道这些个婶婶大娘们是在给母亲提亲。一天夜里母亲在煤油灯下纺线,我从炕上的被窝里钻出来突然问母亲:“妈,找后爹干啥……?”一句无头无尾的话,母亲听之一震,有些黯然失色,停下手中的纺车,木然地望着我。见母亲的样了,我也不知所措,哥哥轻轻拉拉我的胳膊怯怯的地说:“睡吧,咋就你能哩……”突然,母亲伸过双手把我和哥哥每人的一只手从被窝里拉住,我感觉母亲的泪滴在我的脸上。继而,母亲抽泣着,好一会,母亲目光极为温柔,语调缓缓地说:“你们哥俩不要听他们瞎说,妈舍不得你们的……”后来,姥姥和舅舅也来劝过母亲改嫁,都被母亲拒绝了。­
  
  我和哥哥都八岁了,我们穿着一样的衣服一样的粗布鞋;都是母亲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做出来的;一样的旧布、碎布缝制的书包到村里的庙堂上学了。同座一个木板支起来的课桌,坐一样的,因没有板凳,母亲找木匠为我们哥俩分开两个一样高低的木头墩,就算是板凳了。­
  
  放学回家来,我们哥俩知道怎样帮助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杂活,提着母亲在河滩割来的柳条编织的筐子,给家里喂养的黑猪去割草、拔野菜;母亲说,每年喂一头猪,就有你哥俩上学的钱。­
  
  穷人家的孩子早懂事,我们很少惹母亲生气。就这样,我们母子三人,在三间土坯屋里,在勤俭有余中日日月月。每当我和哥哥学习倦怠时,母亲拿着针线坐在我们身边做活。­
  
  我与哥哥同是娘的心头肉,哥哥越发的高壮了,而我却比哥哥低了半头。­
  
  有一天,我开始注意到母亲在给我和哥哥盛饭时,一个玉米面夹层的白面馍馍,母亲多半给我,我问母亲:“妈,你咋不多给哥哥呢?”母亲苦笑了一下,抚摸着我的头说:“你和哥哥一样的高就好了……”我看见母亲眼中噙着泪水,内心充满对我爱的心疼。后来知道,母亲怕别人说偏心哥哥,其实没有哥哥长得高,这怪不得母亲,到现在我也没有哥哥长的高。­
  
  有一年的春节前,我记得很清楚,农历十二月二十一日,头天学校放假了,公社屠宰场的“老张头”到我家里给母亲来送一张卖猪的证明,说我家的这头猪可以给个较高点的价格。那个时候,喂猪自由,卖猪得是公社批准,负责验收猪的“老张头”说了算,他是农民卖猪时必须巴结的重要人。这一天,母亲起床特别早,把我和哥哥喊起来:“亮儿,路儿,跟妈卖猪去……”我和哥哥非常高兴,我们终于可跟母亲到“很大”的镇上去,瞧瞧我们没有去过的大地方了。­
  
  母亲叫来村里的几个年轻人把猪的四肢绑在木制板平车上,我和哥哥端来洗脸水,母亲到屋里摸索出一盒“黄金叶”每人递上一支,余下的半盒烟母亲又放回屋里。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极少买烟,逢年过节象征性的在桌子上放上烟盒,里边装着一两支烟只是个样子而已。­
  
  母亲从屋里走出来,几个帮忙的年青人已经走了,地上几支刚点燃着的烟袅袅上升。原来,这盒烟放的时间长已经发毛了。——不是母亲吝啬,是家里的生活太困窘了,买不起温饱以外的奢侈。­
  
  屠宰厂离我们家很远的,母亲说。二十多里路母亲驾车,车把上用布兜袋子系着干粮,也就是玉米面黄窝窝,那时候都这样。我和哥哥在车的两边挂了麻绳,刚开始我和哥哥像两匹欢快的小马驹一样上路了。不知道母亲说的二十里路有多远,反正有半个时辰,我和哥哥的脸上已是热气直冒,我的腿发软,中间驾车的母亲停下车说:“路儿,我和你哥拉着……”我不肯,说我不累。母亲急红着脸说:“听妈的话,上车去……”我不忍母亲生气,知道母亲在疼我,只好跳上车去。猪,已挤满了整个车箱,我坐在车箱的帮上,脚伸在温软的猪肚下,瞧着母亲单薄的身子,蓬乱的头发,躬起的身子顶风跋涉,哥哥肩上的绳子越来越紧。到了镇上,快近中午了,屠宰场的大院子里,挤满了卖猪的人。这个大院里像我和哥哥一样年龄的孩子也有。­
  
  给猪验收定等级的“老张头”口里刁吸着烟,俩耳朵沟里还夹着两支烟,很是风光,走过来拍了猪背,只给了个三等级的价格,五角五分钱。母亲赔着笑脸好话说了一堆,才给了个二等级价格,六毛钱一斤。身边卖猪的男人们争着给“老张头”递烟,巴结着能给个好价。母亲咬咬牙,卖吧,这是一年全家的经济收入,过了年后,猪价就贱了。尽管我们的猪实在的能值个特等级。母亲数了数几遍九十块五角零七分钱,小心翼翼地用毛巾把九十块整钱包了又包,放进贴身的口袋里,五角零七分装进外边的棉袄口袋里。­
  
  镇上大路边的饭店,是公社所在地的国营饭店,正是晌午的时候,门前喧闹起来,饭店里挤满了裹着棉袄,为避风,腰里用绳子系紧,为了多一点暖和的男人。对于卖猪的农民来说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前面挤满了人,大部分是卖猪的车子,脏稀稀的猪粪,早已冻成铁一样硬了。飘来的饭香实在太诱人了,我和哥哥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却始终没有出声。母亲停下车子,不用回头已经知道我和哥哥的渴望。母亲蹲下身子,叫我和哥哥用身子挡住她的前面,警惕地瞧了瞧四周,小心地从内衣口袋里摸出五角钱来,又摁了摁口袋,里边还有七分钱。站起身来,挤进饭店,好一会,母亲通红着脸挤了出来,手里用黄纸包着两只猪蹄子给我和哥哥一人一个。那时候,一只猪蹄子一角五分钱。一只鸡爪子也只是五分钱。饿极了的我和哥哥大嘴贪婪地嘶啃着热猪蹄,牙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样子与饿极的狼没什么两样。很快,我和哥哥啃完了各自的猪蹄,这才看见母亲蹲在旁边双手捧吃着冰一样硬的馍馍,掉在手心里的馍粒粒也被母亲最后捂进嘴里……­
  
  一九七六年,我和哥哥一同考进了公社一中学校。那一年我和哥哥都十五岁。十五岁在当时的农村已是成年人的划分了。­
  
  母亲看着我和哥哥一天天长大,由高兴转而愁闷了。该建房了,那时候,划给一片宅基是很困难的,母亲去大队干部,一次次的申请,都被“等一等”的推诿给打发了。最后,还是在罐头厂干活的舅舅拿来两饼苹果做的罐头,母亲又宰杀了家里下蛋的老母鸡,买来两瓶“白干”酒,也就是红薯干做成的酒,请来了大队干部吃喝了一回,才算勉强答应了。宅基地划在村南的一片水塘里,母亲高兴的很。母亲对我和哥哥说:“这就中,干活累不死人,力是白来的,歇歇还会再来的”。就这样,一个麦假期里,加上所有的星期天,我和哥哥和每天“下晌”(在队里干活叫上晌、下晌)的母亲一年时间里,在河滩拉土终于垫平了那足够建房的宅基了。这一年我和哥哥初中毕业了,都十七岁。­
  
  那时,在集体谁家要建房,队里有四匹骡马牲口拉的胶轱轮大马车,有专职的车把式。这一年的冬天,我和哥哥每天五点钟被母亲叫醒,吃过母亲的帖锅玉米面饼,(用开水把玉米烫一下,在铁锅内用沾上食油抹一圈,用手把玉米拍成饼贴上去)裹上破棉袄,在黑夜的摸索中和车把式套上牲口,在黎明前的黑夜里赶赴二十里的以外山上拉石头。晚上回来,母亲忙着给车把式递烟,倒水,做饭。吃饭时,炒上一盘鸡蛋,买一饼“白干”酒招待车把式。在当时,车把式在集体除了队长他就是最“风光”的人了。十天后,队里派给我们家来的劳动力给我们垒好了房基,接下来,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开始了到村外的,废弃的窑坑里拉红土,还是那辆“吱吱、呀呀”,用铁丝绑了又绑的车把杆,补了又补的杂木车底板,像母亲补了又补的衣服,唯有车轮的一根根铁撑条还是亮亮的,这是母亲用煤油擦了又擦的。­
  
  这一次,驾车扶把的是我和哥哥,最多的还是哥哥。车轮子每天“吱吱地”滚动着,在五更天、在中午的空闲,在晚上,反正不能误了队里的活儿,那是一家人唯一的生活来源。那时候,集体所制还没有“打工”这个词。一天晚上,母亲在宅基前用脚步了步,说差不多足够了。第二天,队里派给青一色的劳动力来了。我和哥哥在队里的麦场上拉来了麦秸,又去水塘里担水拌泥,母亲也要去,我们拦不住,母亲光着脚去担水,一会已是气喘嘘嘘了。农村里有俗语:“脱坯垛墙,累死活人”。我和哥哥抢过母亲的担子搁在一边,我说:“妈,你歇着,有我和哥哥俩人就够了……”母亲光着脚坐在地上笑着说“哎,妈不中用喽……”一种对儿子长大成人的快乐和自豪。­
  
  麦秸拌泥的土墙垛好了,我和哥哥在母亲的指挥下,把院里的合抱粗的一颗榆树刨了做房梁,队里分给了十棵杨树檩,又在家舅舅家刨了几颗榆树檩,算是借舅舅家的,免强凑够了盖房普通的木料。找来“阴阳仙”择了吉日。盖顶上泥的这一天,母亲提前借了好几家的食油,请来了会炸油条的亲戚,炸足了一筐油条,在当时,这是最好的饭食了,每家盖房都是这样。这一天,刚刚吃过早饭,天就下起雨来,母亲的脸色极为难看。看着紧密的雨点,母亲控制不住哭出声来,这就意味着这一天盖不成房顶了。其实母亲的哭是心疼那一筐油条,帮忙的人心知肚明,谁也不忍说破。还好,不一会竟雨过天晴,母亲的心情也是。­
  
  在队里劳动力的帮助下,下午,一座极其普通的三间新房建好了。夕阳照进屋里,洒了一地,洒了一墙,父亲的遗像,沐浴着阳光。待人们走后,母亲跪在“姜太公在此”的供桌点香叩头,侧身望着父亲的供像,竟嚎啕大哭起来……­
  
 
  1978年的十月,一年一度的征兵开始了,年满十八周岁的适龄青年涌跃报名参军。当兵,青年人的憧憬。我和哥哥同时报名参军,俩人体检身体都合格,尽管我没有哥哥长得高。俩人只能去一个,哥哥也要去,突然间,家庭关系一度紧张起来,我和哥哥互不相让,母亲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大队干部来家给我和哥哥做思想工作多次都没有成效。­
  
  从征兵那天开始,母亲一直默默地注视着我和哥哥,话极少。­
  
  一天清晨,哥哥及早地起床,担水扫地,我也赶紧到猪圈里去挖粪。大队民兵连长来了,催促母亲快作决定,定兵没有日子等了。母亲看着我和哥哥,走过去对民兵连长说:“让路生去吧,他学习好,脑子活”。我也不好意思,赶忙说,“还是哥哥去吧,他个子高,体质好……”。­
  
  这时,母亲从屋里拿出一支铝笔来,同着民连长、哥哥和我的面在纸上写上,“去、留”两个字,折叠成微小状,又在手里很劲揉了揉,搁在桌上说:“抓蛋(阄)吧”。我瞧着母亲被劳累皱裂的双手在微微颤抖,好像托着及其沉重的东西。我和哥哥谁也不先伸手。母亲说:“路生,你是弟弟你先抓吧。”我迟疑了一下,知道母亲在我和哥哥之间总是先让着我。我伸手抓了一个,撕开裹着的纸蛋,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个“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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